去政治化的政治:对文史研究“去郭沫若”现象的反思

李斌 2017-09-30 浏览:
郭沫若研究在80年代以来的遇冷,跟“非郭沫若”认识装置有关。“去革命化”“现代化范式”“为学术而学术”“纯文学”是这种认识装置形成的主要原因。以学术和文学创作为革命和现实生活服务的革命者郭沫若,被排除在这种认识装置之外,在相关的文学史和史学史研究中被割裂、放逐、抛弃。同时,郭沫若研究受“非郭沫若”认识装置的影响,一些成果出现了偏差。反思“非郭沫若”认识装置,需要反思80年代以来的社会思潮,但又不是回到“革命史范式”,而是突破专业分工,重建一种更具包容性和整体感的研究范式,从而寻求知识分子跟政治、社会、阶层、种族、媒体等构建新型关系的另一种可能性。

去政治化的政治:对文史研究“去郭沫若”现象的反思

李斌

对“非郭沫若”认识装置的反思

尽管自80年代以来,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坚持郭沫若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无可讳言的是,在文史研究领域,郭沫若研究已经成为相当冷门的专业。郭沫若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不仅不能跟鲁迅研究相比,也没办法跟周作人、沈从文研究相比;在史学史和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与研究章太炎、胡适、陈寅恪等人相比,用“冰火两重天”来形容郭沫若研究一点都不为过。

郭沫若研究在近三十年来的遇冷,与其说是郭沫若在婚姻生活、道德品质、人生道路以及学术成果等方面不尽人意,不如说是我们关于郭沫若以及他所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奋斗目标、人生路向及活动方式的认识装置发生了改变。新时期以来,对于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以及知识分子在这一过程中应扮演何种角色,知识界的认识跟50-70年代有了断裂,产生了全新的认识装置。

这种认识装置跟形成于80年代,并内化于我们当下文史研究中的“现代化范式”“重写文学史”等思潮有关。“现代化范式”最初出现在近代史研究领域,是为了取代“革命史范式”而出现的。在“现代化范式”下,近现代中国发展的主要矛盾是“传统\现代”这一矛盾,而并非“革命史范式”下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一矛盾。在“革命史范式”下,民国时期的工人运动、苏区和解放区、左翼文化战线被大书特书,50-70年代的社会主义实践被认为是反帝反封建的伟大胜利。而在持“现代化范式”的研究者看来,50-70年代尤其是文革中,“传统”的制度或思想得到某种程度的复辟,活跃在50-70年代的人物被打入另册,在当时被批判被压抑或保持一定特异行为的人物后来则受到关注和重新挖掘,而80年代被认为是走向现代化光明大道的开端。与近代史研究中的“现代化范式”相呼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的思潮,史学史和思想史研究中出现了对“为学术而学术”崇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的提倡者以“纯文学”为标准衡量中国现代文学。为革命和斗争服务的文学被认为杂而不纯,不够现代。“革命史范式”影响下的“鲁郭茅巴老曹”排名受到巨大挑战,周作人、沈从文、张爱玲得到高度评价。在史学史和思想史研究中,学者们反复提及的,是陈寅恪的“士之读书治学,盖将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1] 以及胡适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明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2]。这些言论被认为表征了无功利的纯粹学问,是学术现代性的重要内涵。以学术为社会和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则被认为是传统的、不够现代的,从而被忽略和抛弃。

在“重写文学史”“为学术而学术”等思潮下,郭沫若被割裂,鄙弃、放逐,即便是专门从事郭沫若研究的学者,也大多受到这些思潮的左右,形成了颇具影响的“非郭沫若”认识装置[3]。

去政治化的政治:对文史研究“去郭沫若”现象的反思

郭沫若

1

对于郭沫若道德人品的指责,是“非郭沫若”认识装置的主要表征。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责他跟政治结合得太紧密,对上谄媚,在政治上是风派人物。有学者认为:“多才多艺的文化领袖人物,一旦置身庙堂和政治强力合二而一,他必然就会失去思想的个性独立,和人格的道德力量。郭氏没有逃出这个历史的内指。”“对后期的披一生华丽衮服的郭沫若,对完全政治化的郭沫若,对最初反对人格神,而最后又信仰人格神的郭沫若,我们无法认同,无法接受。”[4] 还有学者认为:“在郭沫若的眼中,没有是非善恶。只有枭雄豪杰。价值上的虚无主义,让他拜倒在强者的权力意志之下。”“他小心翼翼,紧跟变换莫测的形势;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伟大领袖和文化大革命。解读与唱和毛主席诗词,更是如履薄冰,容不得半点差错。”[5] 这种指责的言外之意,就是郭沫若应该守住他作为文人学者的本分,不该掺和政治。二是指责他在婚姻及两性关系上浪漫不负责任。有学者说:“郭沫若留学日本时,年已二十二岁。他一旦获得自由,就抛弃了家庭安排的妻子和职业,一面跟日本女护士同居,一面弃医从文。他的浪人本性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淋漓尽致地利用了新旧中外道德标准的落差。”[6] 这种指责似乎是说他应该忠实于“家庭安排的妻子和职业”,但这显然有些可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特征之一正是鼓动年轻人走出家庭,摆脱家长专制的影响,自主选择配偶和职业。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有过多次恋爱、两三次婚姻的人数不胜数,像郭沫若这种婚恋情况十分普遍。当然我们不能说这样的做法就都正确。对以鲁迅为代表的其他大多数人我们似乎都可以从新文化的立场给予理解和同情,但我们却似乎唯独不能谅解郭沫若。这只能说明另有原因。其实,指责郭沫若在婚恋上的不道德,不过是出于对他“紧跟变换莫测的形势”的不满。在“非郭沫若”认识装置中,大多数研究者都在“学术\政治”、“文学\政治”的二元对立框架下从事研究,这里的“政治”,主要指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实践,即某些学者所谓的“变换莫测的形势”。

查看全文
察网 CWZG.CN

感谢支持!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注:手机浏览器不支持微信支付。如需使用微信支付,请先将文章分享到微信,再打开文章进行打赏。

长按图片识别二维码进行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