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前期,中日在干嘛?

孙锡良 2017-09-17 浏览:
如果说“9·18事变”是一次大国耻,那么,在这个大国耻之前早就积累了无数个小国耻。正是因为中国的一盘散沙和民族自残成就了自己无数的小国耻,所以就有了后面层出不穷的大国耻。忍让陪罪,委曲求全,投降卖国,除能收获“国耻”以外,不会有什么其它的期待。蒋介石与张学良达成的“双不抵抗主义”固化并成就了日本对全中国的血腥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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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前期,中日在干嘛?

“9·18事变”只是日本侵华事件中的一个结果,早前的“济南惨案”比这更惨。“事变”本身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之所以不具备特别大的影响,是因为之前日本的一切行动都被中国“大事化了”。中华民国政权对日本霸权的持续性默认是“事变”成为必然结果的根本原因。

下面,我们不妨疏理一下“事变”之前几年中日两国政治变局的大致脉络。

日本政府在干什么?

1927年,日本若槻内阁倒台,田中内阁就位,被日本右翼人士批评为柔软外交的“币原外交”终被“田中外交”所取代,之后不久,就流传出一种“田中奏折”的说法(有专著论,本文不议)。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田中奏折”都存在肯定和否定两种说法,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日本对中国的战略出现了转折。

1928年初,田中内阁对满州政策的三个新思维:1、以侨民安全为由两次出兵山东,推行所谓的“积极政策”;2、即使因为中国内政,日本也不允许满州秩序混乱,如有情况,日本拥有随时出兵权;3、分割满蒙成为政策方向,提出一整套满蒙产业开发计划,尤以攫取东北大豆、页岩气提炼煤炭液化为主导方向。

对田中内阁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的斋藤良卫为日本书写了著名的《中国通商条约论》,特别是其中的“治外法权论”成为日本统治中国的重要思想基础,也是“日德防共协定”的构想来源。江腾丰二是田中满蒙外交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他促成了张作霖和顾问町野竹马正式同意修筑“吉会”和“吉大”两条线路,

1928年6月3日,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设计炸死,张学良自此把“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深埋心底。不过,张的死也导致了日本的新变局——田中内阁垮台。

“9·18”前期,中日在干嘛?

日本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了从北京返回沈阳途中的张作霖

1929年,日本关东军的“反张空气”打破了以往惯例,出现许多事先不知道的军事演习,强行拒绝中国军人进入所属地和附属地。后来,发展到日本官宪允许公开杀人抢劫,甚至有日本人挂出“杀人强盗许可处”的招牌。

1930年,由于张学良对日、俄等外国势力都采取不合作态度,日华、日满关系一直处于僵持紧张的状态,日本“有识之士”试图谋求整个日满关系总清算的大时刻到来,希望尽快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总领馆建议日本政府开始谈判以确保日本权益,例如,抚顺、安东、营口和满铁附属地、安奉的警备权、对关东州内的中国刑事犯司法权等,凡条约根据不足的,日本政府以“既成事实”或“属于多年惯例”为依据确保各种权益。

1931年,“9·18事变”终于爆发。(过程和结果不述)

日本关东军的担忧:一是担忧张学良的东北军破坏日本侨民的水源地,打井计划被列入日程;二是担忧东北军下决心打仗,当时的日本关东军连一架飞机都没有(后来调援飞机),而东北军却拥有几十架新式德国战机,且飞行员已经培训就位。不过,张学良的东北军打消了日本人的顾虑,给日本增援部队的到来保留了足够的时间。

“9·18事变”后,日本方面连夜召开了“9·18会议”,最终确定了日本的工作部署和应对措施。

同一天夜里,东三省最高顾问赵欣伯(曾就读于日本明治大学)打电话给我(日本外交官森岛守人自己):中国方面决定采取不抵抗主义,所以希望日本方面也立即停止所有的军事行动。

日本关东军的态度:即使中国军队不抵抗,也反对把这种信息传回到日本国内,以免币原对满州发生错判,要求继续对东北军保持高压,尽可能造成更多的“既成事实“,然后不管政府同不同意,都牵着政府的鼻子走,如果政府不顺从,日本关东军骨干分子不惜以“成为满人”来威胁政府。

(以上内容大部分摘录于战时日本驻华外交官森岛守人的回忆录)

日本皇宫在做什么?

1925年,征得摄政裕仁同意,日本政府从殖民地朝鲜调3500名军队进驻中国东北。(《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件》第27页)

1926年12月,裕仁正式当上天皇。先后四次同意派兵中国山东,最多时,日本在山东的兵力达到15000多人。

1928年,张作霖被关东军炸死,天皇发出“只要政府行为不构成他本身对臣民说谎,政府欺骗外国和臣民,都可不加追究”的态度,也即默认“皇姑屯事件”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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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锡良
孙锡良
中南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