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祖 | 评陶涵蒋传:为蒋介石“翻案”的失败之作

汪荣祖 2017-08-31 浏览:
作者陶涵认识蒋之不足,实与其对中国现代史事所知有限有关,诸多之事实谬误更证明其尚未能掌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基础知识。此书对西方读者或感新鲜,但对华文读者而言,主要贡献只是提供了一些美方的数据与观点而已。

【原编者按:本文作者汪荣祖先生,安徽旌德人,1940年生于上海,长于台湾,1961年获台湾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1971年获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澳洲国立大学访问研究员,复旦大学以及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校客座教授、台湾嘉义中正大学讲座教授、台湾国立中央大学讲座教授。汪荣祖教授主要致力于清末民初纷乱之世的重要知识分子、圆明园、早期台湾史等研究。著作丰厚,出版《康章合论》、《史家陈寅恪传》、《史传通说》、《史学九章》、《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章太炎研究》、《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学林漫步》、《诗情史意》等中英文专书十余种。】

汪荣祖 | 评陶涵蒋传:为蒋介石“翻案”的失败之作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by Jay Taylor,(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蒋介石身后,西方原已有盖棺定论,多半确认他是一个失败者,最后将中国大陆的大片江山都丢掉了,于是“那个失去中国的家伙”(the man who lost China)名传遐迩。《纽约时报》在蒋死后的1975年4月27日的报道里说:当年美国职棒联盟有一位常胜教练龙巴地(Vince Lombardi,1913-1970),蒋之吃败仗足可与龙教练之赢球等量齐观,以资嘲弄。而所谓自由派论者大都深信蒋政权之垮台,要因其本身之无能与残暴;蒋氏退守台湾之后,在美苏对抗的冷战时期,又建立了一个令自由世界难堪的右派独裁政权。更有甚者,有人认为他的称号“大元帅”(the generalissimo),近乎戏谑。

陶涵(Jay Taylor)新出的英文蒋传《大元帅: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的奋斗》(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认为过去的评价过于严苛,甚至扭曲。然作者陶涵认为蒋之崛起由于“坚毅、忠诚、勇敢、廉洁”(页10),也未免过于溢美;又认为蒋介石没有那么失败,因他在台湾为民主与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大陆的现代化提供了典范,更不免矫枉过正,且与事实不符。

汪荣祖 | 评陶涵蒋传:为蒋介石“翻案”的失败之作

此一过正的翻案之作,不仅由著名的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而且得到一些学者的赞赏,认为是超越前人的杰作,更令一些亲蒋人士感到欣慰,甚者有人认为这位作者在历史评价上帮蒋介石击败了毛泽东,不得不令人感到时异情变,翻案文章也应运而生。然吾人细读之余,虽喜其文笔流畅,正文长达五百九十五页,读之愉悦,但就内容而言,颇多可以商榷之处,更有不少谬误,兹评说如下。

基本事实之误

书中谬误之处,不胜枚举:若谓理学源自对十三世纪蒙古入侵的反应(页13),他不知十二世纪的朱熹已是集理学的大成者;孙中山被举为同盟会的“总理”,却误作“总裁”(页17),作者不知“总裁”乃蒋介石独享的尊号,于是又误以为蒋死后其子经国被选为“总裁”(页585);孙中山离开日本前《民报》的主编是章太炎,而作者误作汪精卫与胡汉民(页19);作者说武昌起义后,“军阀时代已经开始”(页21);又说辛亥革命陈其美在上海举事,用的是“五色旗”(页23);又误指宋教仁在辛亥革命期间,是广州与武汉斗争的“英雄”(页26);指陈洁如为“妾”(concubine)(页59)而非蒋介石的明媒正娶,作者不知黄埔军校学生皆称陈为“蒋师母”,檀香山华人以“蒋夫人”欢迎陈,以及蒋与李宗仁交换的金兰帖子上所书,均视若无睹,而情愿相信不实的传言。

陶涵又说1935年已经有了蒙古人民共和国(页114),说上海有“胡同”(页148)。又说汪在河内,因不听蒋劝告赴欧,蒋才派特务杀之(页170),作者不知汪发表艳电后准备赴法,因刺汪误杀曾仲鸣,汪乃决心与日谈判;作者又将曾仲鸣误充汪之侄儿。把宋希濂误读为“Song Xiliang”(页418),曹聚仁误读为“Cao Zhuren”(页459);把著名华裔作家Iris Chang误读为“Irish Chang”(页626);又误将1960年代“最令[蒋家]头痛的”(the peskiest gadfly)《文星》杂志的年轻主编李敖当作“发行人”,并误以为李敖因提醒蒋氏宪法保障言论自由而被送往专门关政治犯的绿岛四年(页544),作者不知李敖判刑十年,是因台独冤案,从来没有到过绿岛。作者又不加考证即谓张灵甫及其四位将军兵败集体自杀(页373),而不是被击毙;作者又说陈仪被捕杀因其有通匪之嫌(页401),不知实因被其义子汤恩伯出卖;作者也不知所谓五百完人在太原官署集体服毒自杀(页407),原是编造的故事。这些事实之误绝非笔误,正暴露作者在基本历史知识上之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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