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野:混乱中不乏闪光点 —浅析文革时期课程与教材的变化

鹿野 2016-10-31 浏览:
应该说,文革时期的课程与教材的确出现了比较大的混乱。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文革时期课程与教材的情况并不是像某些教育史专家所说的那么夸张。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文革时期这些课程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和当时的教育实际相适应的。文革时期的课程改革并不是没有闪光点,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废除了外语中心的模式。现在一些专家全面否定文革时期的教育,这显然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做法。

提起文革时期课程与教材的变化,现在的人基本是全盘否定的。比如说研究物理化学教育史的专家,就说是取消了物理课、化学课改为工业基础课。研究历史教育史的专家就说是取消了历史课,改为儒法斗争史、中共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史。其实很多专家也并没有调查过文革时期课程与教学的真正情况,基本上是用知网和读秀,“剪刀加浆糊”的做法,一篇篇论文、一部部著作就出来了。

应该说,文革时期的课程与教材的确出现了比较大的混乱。这一点和1958年的教育革命还是不同的。之前说过,在1958年教育革命中把教材的编写权下放给了地方,结果编出了很多质量很差的教材。但是在1958年课程与教材的改革中,绝大多数地方编的质量很差的教材并没有在实践中应用。而文革时期又搞了一次教材编写权下放,这次教材编写权下放导致地方编写的教材在教学实践中普遍应用。总的来看,地方编写的教材比统编教材的确差一些,因为地方没有中央那么多资源。另一方面,文革时期把课程的设置权也进行了下放,各省的课程设置都不一样,也给教学带来很大的干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文革时期的课程与教材的确存在很多问题。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文革时期课程与教材的情况并不是像某些教育史专家所说的那么夸张。文革时期的课程发展是不平衡的。由于课程设计和教材编写权下放到了各省,因此各省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像取消物理课、化学课改为工业基础课,取消历史课改为中共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史等等之类的做法的确存在过。不过,在大多数省区并没有那么做。有的省区虽然提出了这种方案,但是还没有在教学实践中应用就被废除了。有的省区的确做了这些现在看起来很激进的改革,但是由于反对者太多,所以实行一两年又改回去了。我们不能以偏概全,用个别省区个别年份的情况来代表全中国文革十年整体的情况,应该把文革十年的中国视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一些课程与教材的情况。

就文革时期的整体情况来看,一个突出的改革就是学制缩短。中小学从十二年改成了十年制,有些地区还改成了九年制。在这种情况下,再按照1963年教学大纲进行授课显然是不可能了。因此,文革时期的课程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进一步压缩历史,地理,生物等副科的课时。大多数省区历史课从1963年大纲的九个课时缩减为二至四个课时,地理课的课时则从六个课时缩减到了两个课时,生物课课时则从七个课时缩减到两个课时或者取消。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这些重点科目的课时也略有减少,删去了一部分内容,但是较之副科的情况要好得多。不过不管怎么说,课时和内容的减少不可能不影响到课程的质量。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文革时期这些课程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和当时的教育实际相适应的。因为文革时期有一个突出的教育方针就是教育向农村地区,贫困落后地区倾斜。导致农村地区和西部内陆地区的中学数量急剧膨胀。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所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指出,1965年,中国的中学全部学生人数是1400万人, 1977—1978学年的人数是6800万人。而农村地区和西部内陆地区的学生基础普遍是比较差的。我并不是说农村地区学生脑子就笨,而是说他们的教育资源还是相对短缺,因此如果要是按照1963年大纲这种以城市和比较发达地区的学生的状况进行授课的话,大多数学生可能实际掌握的知识反而会更少。反倒是文革时期这种抓主科抓重点内容的模式,学生可能会在实际中掌握的知识相对多一些。我们应该把这一时期的课程改革作为新中国普及基础教育的一个历史阶段来看,而不应该简单地全盘否定。

此外,腾讯网今年借文革五十周年之际刊发了一篇文章,说文革时期的文科课程与教材是一种宏大叙事,所以应该否定。其实这恐怕是编者的水平太低了,只是听说过宏大叙事这个词儿,不知道为什么出现了反对宏大叙事的风潮。其实西方国家后现代主义的流行,反对宏大叙事的风潮源自于1968年的革命风暴,而1968年的革命风暴恰恰是1966年中国文革的西方版。当时的西方人认为,所谓普世价值是一种宏大叙事,应该被否定,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发展史观同样如此,应该注重文化话语的作用,采用一种激进的书写方式。文革时期的文科教材虽然没有公开地支持后现代主义,但是实际上某些激进的做法,诸如用儒法斗争史来取代阶级斗争史的尝试恰恰是对宏大叙事的解构。这种做法的效果的确是不好的,但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并不是宏大叙事恰恰是反对宏大叙事的激进思潮。

另一方面,文革时期的课程改革并不是没有闪光点。整体课程上,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废除了外语中心的模式。在1956年大纲中,外语的地位已经比较重要,初中每周三课时,高中每周四课时,其课时数仅次于语文数学居第三位。在1963年大纲中,外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平均每周竟多达六课时,接近语文数学的水平,正式形成了语文,数学,外语三大主科的模式。而在文革时期,中学外语的周课时比1956年大纲还略少,把语文,数学,外语三大主科的模式改为了语文,数学,科学(理化)三大主科的模式,工农兵大学入学考试也只考语文,数学,科学(理化)这三大主科,这种做法仅仅是在文革时期才存在的一大特色。虽然现在对于这种做法基本上持全盘否定态度,宣称这种做法削弱了外语教学,但是我个人认为,这种做法是合理的。因为发达国家绝大多数实行的也是语文,数学,科学三大主科模式,不像中国那么重视外语。而且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是,西方国家之间的语言比较接近,学习外语付出的精力很少,而中国的语言与欧洲的语言之间差异极大,学习外语的成本非常高。外语虽然不是没有用,但是我们很难说外语对理科生要比物理化学还要有用,对文科生比历史地理还要有用。之所以中国长期实行语文,数学,外语三大主科模式而不是语文,数学,科学三大主科模式,恐怕还是出于对西方的崇拜,而不是教学实际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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