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戈里:驳民国兵役科长之子流沙河为拉壮丁洗地真相

高戈里 2019-11-24 浏览:
流沙河先生及持有相同政治立场和史学观点的“许多学者”,他们凭什么,悄悄地以“选择性失明”的治史手法,熟视无睹有关抗战壮丁受残酷虐待的浩瀚史料,并振振有辞地误导当代受众?他们凭什么,以“选择性失聪”的著史笔法,对当年劳苦大众凄苦悲怆的呼喊置若罔闻,毛遂自荐去“代表”受欺压、受残害的上千万抗战壮丁及其亲人?他们凭什么,以“选择性失音”的论史口径,竭尽全力去粉饰连蒋介石及其文武大员都不得不承认的历史罪恶,进而在客观上否定使广大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伟大革命?是血脉相连衍生的情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形成的立场?还是家境变幻约束的政治视野、利益得失铸就的人生体验?或是批判现实的情绪延伸、非黑即白二元分离的认知模式?

 高戈里:驳民国兵役科长之子流沙河为拉壮丁洗地真相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期间,不少网站围绕如何评价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等问题,展开了十分激烈的争论,其中一个热门话题就是“抓壮丁”的真实性。

2005年7月14日,某报在“城市精神探踪”的主题下,发表了关于“川人抗战”的一系列文章和讨论。其间,著名老作家流沙河先生慷慨陈辞:

【“拉壮丁有没有呢?……也有,但是我告诉你,不到万分之一。”“中间也有逃兵,但都是个别的。”】

在包括一些主流网站在内的大量网站和论坛上广为转载、转贴的《流沙河的抗战回忆:百分之九十九的壮丁是自愿去的》中,流沙河先生甚至断言:《抓壮丁》“这个戏绝对不真实”,是“诽谤旧社会”!

据当年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公布的数字,抗战8年全国实征壮丁1405万人。照流沙河先生的算法,抓来的壮丁仅有一千来人。

大量史料证明:流沙河先生的上述断言,严重违背史实!

以下,让我们鉴证:对于流沙河先生断然否定的“抓壮丁”历史,当年国民党兵役司令官是如何坦白的,蒋介石的亲信是怎样报告的,当年美国驻华文武官员是怎么记述的,再听一听当年壮丁的哭诉,看一看流沙河家乡《金堂县志》上的记载及金堂县兵役官员的交代,读一读西方的史学家的评说,最后找一找,在他们当中有没有不“诽谤旧社会”的!

一、军政部长追问:近千万壮丁哪去了

据抗战时期曾任国民党四川省达梁师管区司令官的周开勋先生著文记载,国民党政府于1939年颁布新兵役法后,组建了庞大的兵役机构,各省均设立了军管区司令部,其下设若干师管区司令部,再下又设若干团管区司令部,以专司壮丁征调和新兵训练。

1943年夏天,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召集各省军、师、团管区司令共计170多名,到重庆复兴关中训团开会。会议期间,国民政府兵役署长程泽润在其所作的兵役工作报告中称:自1939年实行新兵役法起,到1943年5月止,全国(东北不在内)所征出的壮丁将近1200万人,其中四川征出220万人,河南、湖南两省各征出约150万人,其余各省征出100万或几十万不等,甘肃、宁夏因为人口少仅各征出10多万人。

程泽润报告4年期间总共征出1200万壮丁,本来是作为兵役机构成绩来宣扬的,不料,当场受到何应钦的置疑:全国军队包括警察在内也不过700万人,而征出的新兵数却比此数大得多。至于伤亡,根据各战斗部队报告,综合起来也没超过240万人。你们征了1200万壮丁,各部队的长官反而还天天来电报叫喊补充新兵,这是什么原因?

1938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制定的“第二期抗战指导方针”,“侧重于整训部队,恢复和培养战斗力”。中国军队242个师、40个旅(特种兵在外)的整训内容,“主要是加强教育训练与改定部队编制两大方面”。就是说,在第二期抗战中,国民党最高当局没有部署扩编任务。

如此,何应钦的“壮丁账”若继续算下去,能让所有的人不寒而栗:4年中,将近一千万的抗战壮丁神秘地失踪了。

二、各级兵役司令官叫苦:“逃兵太多”

面对何应钦的责问,这帮专司征兵的司令官们叫苦不迭:“征兵困难”,“逃兵太多”。

这话不假。据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四川荣威师管区任职的张登上先生著文记载,

【“所谓送壮丁的部队,实际上如押解犯人的军警。由于大多数的壮丁都是被强迫、陷害、欺骗来的,在押送途中,他们常常是被一根粗麻绳一个一个地串联捆绑着,而送壮丁的官兵则是刺刀出鞘,子弹上膛,如临大敌似地在队列的前后左右,虎视眈眈地押着进行。”】

即便如此,被抓壮丁还是逃亡不断,甚至还有集体“烘营”(就是全数逃跑而不伤人)的,如1944年5月间,“四川省大竹县所接收到的新兵约一排,竟夺了守卫者的枪支,集体烘营”。

据抗战期间曾任兵役机关骨干幕僚和团管区司令数年的万金裕先生回忆:四川在1939年征兵工作展开实施“适龄壮丁抽签”时,因当时征兵舞弊多,壮丁受虐待致病、致死严重等问题,曾引发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1939年夏,四川隆昌、新都等地发生过“规模很大的民变”。1941年夏,四川的广汉、中江、金堂等地因役政舞弊“又一次激起民变”。

可笑的是,大量壮丁经常性的逃亡,甚至给个别据守交通要道的地方政府带来“役政”工作的便利。又据周开勋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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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戈里
作家、退役军人